夜色笼罩的钱塘江面上，风高浪急，星月无光。共有五六十艘的一支满载着士兵的船队，在极匆忙地砍断最后一根缆绳之后，就扯起鼓涨的船帆，接二连三地离开谭山江岸，奋力向着茫茫暗夜驶去。它们显得那样紧张、慌乱，以致完全失去了正常的队形，只顾争先恐后地逃命。而船上的将士们，则分明受到巨大的震动和惊吓，有好长一阵子，大多数人任凭浪涛的颠簸，竟然始终噤若寒蝉，一片静默。只有那一双双惊魂未定的眼睛，依稀隐约地在黑暗中闪着光。这就是黄宗羲和他部下的三千兵马，他们已经被迫彻底放弃一切行动计划，目前正打算撤退到正对岸的余姚地界去。
查继佐的估计不错，由于浙东明军突如其来的全线崩溃，当时还在谭山扎营的黄宗羲和他的将士们，确实一度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之中。不过，他们总算及时得到消息。正当江面上忽然出现许多仓皇逃窜的船只，大家都感到惊疑不定的时候，七天前，奉派前往龙王堂求援的陈潜夫也终于丧魂落魄地赶回来了，他除了带回那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之外，还声泪俱下地告诉大家：这些天来，抱病在身的孙嘉绩一直都在同义兴伯郑遵谦加紧磋商，恳请对方从小尾渡口挥师渡江，以配合黄宗羲向海宁进攻。本来，郑遵谦已经同意，准备一两日内就出兵。谁知做梦也没想到，整个局面一下子就全垮了下来。孙嘉绩气急攻心，背疽当场迸发，全靠手下的亲兵把他背着，才逃离了龙王堂。临分手时他尽管气息微弱，但还忘不了叮嘱：一定要设法尽快通知黄宗羲！陈潜夫是乘着一只小船，夹杂在众多溃逃的兵船当中，拼着命儿赶回来报信的。他还报告说，眼下无论是大江之上，还是浙东各府县，到处都乱成一片，各路军马只顾争相逃命，甚至互相残杀，已经谁也顾不上谁。眼下孙嘉绩去了哪里，固然无从打听，就连鲁监国的安危如何，也不得而知，有传说已经被方国安劫持过了江，也有传说正跟着张国维、朱大典、余煌等大臣逃往福建……
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前，大家尽管已经多少感到情形有点不妙，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局势竟然已经崩溃到这一步，以致“啊”的一声，全都焦雷击顶一般呆住了。其中，又数黄宗羲受到的冲击最强烈。一刹那间，他的脸可怕地扭歪了，嘴唇却颤抖起来，接着，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推搡着，噔噔噔一连倒退几步，最后茫然跌坐在一块石头上。直到王正中、章钦臣、朱大定、吴乃武等将领们从震骇中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这支孤军处境已经极其危迫，因而变得紧张异常，议论纷纷，黄宗羲仍旧呆呆地坐着，大瞪着失神的眼睛，不动，也不说话。
的确，也难怪黄宗羲这样子。因为这场大崩溃来得实在太突然，太令人难以置信，以致恍惚之间，他的整副神魂都脱出了躯壳，浑浑噩噩，像是飘浮在一场荒诞而又可怖的梦境之中。事实上，近七八天来，也许由于长久地等待，心情焦躁的缘故，黄宗羲经常被各种光怪陆离的梦境所缠绕。有时，他梦见自己挥军前进，一路上势如破竹，取海宁，破杭州，长驱北上，直取南京和北京，大旗指处，清军兵败如山倒，转眼之间，神州光复，大明中兴……有时，又梦见自己回到黄竹浦家中，与母亲、妻儿和兄弟们团聚在一起，依旧过着读书耕田、潜心著述的乡居生活，并常常为了某个问题，同来访的友人争得面红耳赤……还有一次，则梦见敌人前来袭击，自己仓促应战，忽然发现部下已经全部牺牲，自己也身负重伤，陷入了重围，最终被敌人乱刀杀死……那么，这一次是不是同样在做梦？只不过情境来得特别荒诞、特别逼真而已？
不过，他终于还是惊觉了过来。因为部下们开始围着他，焦急地请示应变的办法。同时，从各营也接二连三传来报告，说士卒们已经乱作一团，纷纷酝酿散伙逃命。面对这种急迫的情势，黄宗羲只好强自压下满心的惊疑和惨苦，收敛心神，一面听取部下的建议，一面考虑如何当机立断，应付危局。最后，他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由于大局已经彻底崩溃，士气正面临全面瓦解，如果继续向海宁进攻，只能是白白送死；即使是继续待在谭山，也同样会被敌军轻而易举地合围聚歼。但是在弄清鲁王的去向之前，也不能乱逃一气。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撤往江南，先回到家乡再说。本来，要安全撤退也并不容易。因为清军的一千援兵就在十里外的大尖山，随时都会乘机猛扑过来。不过，幸好他们还带着一个火攻营。黄宗羲于是一方面责成将领们全力稳定军心，一方面命令章钦臣立即带人前往五里之外，沿着敌人进攻的必经之路埋设万弹地雷炮；然后，又把营中最厉害的火器集中起来，组成殿后的防线，掩护各营登船。结果，在接二连三地遭到火器的猛烈阻击之后，清军的追兵还真被吓住了，不敢过分进逼。就这样，黄宗羲才好歹把三千人马尽数撤了下来……
如今，兵算是撤下来了，不过说到黄宗羲的脑子里，那种疑心是在经历一场噩梦的感觉，却始终没有完全消除。相反，由于最紧张混乱的时候已经过去，此时此刻，他独自扶着船桅，默默地望着夜幕笼罩的江面，倾听着浪头击拍船舷的哗哗声响，以及身畔将士们紧张不安的呼吸声，那种荒谬的、不真实的感觉又像混沌的浊雾一般，在他的脑际再度弥漫开来。
的确，他们这一次率先出兵，是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才争取得来的，而且已经成功地在谭山登陆。这些天来，尽管一直在等待龙王堂那边的消息，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他们也没有就此闲着，而是尽力同四乡联络，争取当地百姓的支持。令人欣慰的是，这两天，挑羊担酒前来慰问的乡绅民众越来越多。因此黄宗羲已经同大家商定：如果陈潜夫还不回来，他们也不等了，尽快挥兵向海宁进攻，先打上一仗再说。谁知，转眼之间，就一切都化为泡影……“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黄宗羲茫然地、痛心疾首地想，“怎么一下子就弄成这样子？不错，方国安那伙武人靠不住，那是早就知道了的。但不是还有偌大的一道钱塘江天堑么，怎么会被清军一天之内就大举攻了过来？嗯，从春天起，浙东的雨水就一直偏少，进入五月之后，更是旱得厉害。这些都是事实。可是凭着海潮的顶托，也不至于浅落到策马可渡呀！莫非上游竟是断流了么？哎，怎么这么巧？怎么不迟不早，偏偏要在这个当口上断流？莫非连老天爷也在故意帮着建虏，来灭亡大明么！”这么懊恨地推究着，黄宗羲的脊背忽然泛起了一道寒意。不错，如果冥冥中真是这样注定了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仁人君子苦心孤诣地为恢复明朝、再造中兴而竭力奔走，甚至不惜破家灭身；而万千民众为了保存祖辈相传的礼教风俗不致毁于一旦，为了不被虎狼禽兽征服奴役而进行的拼死抗争，到头来岂不是都是徒劳白费的吗？既然如此，那么还千辛万苦，死缠烂斗地硬撑着做什么？倒不如即时跳进江中，一死了之，更叫痛快干净！心中这么自暴自弃着，黄宗羲就陷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和沮丧之中。他开始厌倦地想到：明朝已经腐朽到这种地步，其实一切都成了定局，已经很难加以改变了。而与运行于冥冥之中的天道相比，人其实是那样卑微，力量是那样有限，想要改变这种大势，确实很难很难，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
然而，他没有能将这种阴沉的思绪继续下去。因为身后的将士们忽然发出一声呐喊，随即紧张地骚动起来。黄宗羲吃了一惊，连忙转过身去，黑暗中却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直到他竭力睁大眼睛，仔细辨认，才隐约地从那闪着白光的朦胧影像中，发现原来是两只挂着巨帆的船，正一先一后从上游直驶过来，而且眼看就要同他们的船队撞上了。本来，夜里行船，照例要挂上灯笼，好让别的船闪避。然而这两只船也如同他们的船队一样，仿佛要隐藏行踪似的，船上黑灯瞎火，而且来势又急又凶。正当其冲的那几只船总算闪避得及时，才好歹险险让过，没有闯出祸来。不过尽管如此，也已经把将士们吓得高叫起来：
“狗贼！想作死不成？”“你们长的什么驴屄眼？敢闯老爷的船？”“你们不要命就罢了，莫要带累乡邻吃麦粥！”
各种各样的怒骂从周围的船上响起。不过也在人有高叫：
“喂，你们是什么人？可是兴国公的兵？”“哎，上游如今怎么样了？”“你们要到哪儿去？”
但是那两只船一概不回答，只见在江波微光的映照下，那两张巨大的白帆在众人的眼前一晃而过，转眼就融入浓黑如墨的江天深处，消失不见了。
因为几乎发生了意外，黄宗羲那变得松弛倦怠的神经，一下子又绷紧了。他不由自主地继续大睁着眼睛，前后左右地转动脑袋，监视着船舷外的动静。他发现：航船看来正在行经江心的主要航道，因为从这个水域逃跑的船只显然特别多。这么一来，发生碰撞的危险也就相应地大为增加，实在丝毫大意不得。而且，事实也果然如此，在接下来的小半天里，他们又一连碰上两三起这种仓皇逃窜的兵船。有的，就像刚才那两只船一样，一声不响，只顾逃命；但也有的分明吓破了胆，一发现有船挡在前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又是放火箭，又是喷毒烟，倒把黄宗羲他们的船队闹了个手忙脚乱，差点没有当场着火烧起来……
不过，随着南岸越来越近，这种情形终于不再出现。相反，拥挤在船舱里、甲板上的士兵们，也许由于即将重新踏上家乡的土地，而感到松了一口气，交谈也开始活跃起来：
“啊，总算又活着回到家了！”
“是的，快到家了。”
“咳，这是怎么弄的？说败——就全败了？真邪门！”
“早知是白折腾一趟，当初还不如不去的好！”
“唉，能回来就好！正赶上稻子熟了。再过几日，就该开镰收割了。”
“是啊，还有十日吧，该收割了！”
“可是鞑子已经打过来了。这稻子只怕收不成呢！”
“那就糟了！若是收不成，全家吃什么？”
“哼，你光想着吃！怎么不想想，鞑子这一回，可是要剃你的头了！”
“啊，要剃头？那——那不是成了畜生禽兽么？还不如死了的好！”
“要死还不容易！可还有家里的一窝子人呢！丢下他们可怎么办？”
“这……唉！”
不知是这个问题过于艰深，还是别的缘故，士兵们的对答终于低沉下去，重新静默了。一直在旁边听着的黄宗羲，却感到心窝像被一只厚硕的、粗糙有力的手无意中揉捏了一下似的，那正在凉冷下去的血，一下子又重新涌动起来，沸腾起来。“啊，我刚才是怎么了？怎么会那样想？竟然打算就此认输——难道认了输就逃得过去吗？他们说得对，其实即使是死了也逃不过去！何况还有家里人，其他人呢？是的，绝不能就这样认输！如果连我们这样的人也认输了，那么这天下公理就更加连最后的支撑也没有了。绝不能认输！这是无疑的！”他咬紧牙齿，发誓一般地想。尽管如此，他却感觉得出，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地方正在破裂，在往外冒血，使他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他说不出这种感觉是因为什么——是悲愤？是憎恨？是绝望？是冤苦？似乎都有一点，却又不完全是。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知道他的路并没有走完。不管前面等着他的是成是败，是利是害，是生是死，只要有一口气在，他还得走下去……
“太冲，快到岸了！眼下这军心已散，上岸之后怕会有变故，怎么办？”一个熟悉的嗓音在旁边低声说，那是他的副手王正中。
“愿去则去，愿留则留。”
“那么兄台你呢？”
“上四明山！”
“上四明山？难道兄不回家看看？也免得令堂大人担忧挂望！”
黄宗羲咬紧了嘴唇，没有回答。不过，这么强自抑制了片刻之后，他心中终于一酸，涔涔地流下泪来。
这当儿，堤岸上那闪烁于篱落之间的灯火，已经依稀可辨了。
附记
鲁王政权在浙东失败后，福建的隆武政权亦于同年八月失败，唐王朱聿键被执死。其余部并入鲁王属下，在东南沿海及台湾继续坚持抗清，达十七年之久，直到清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才最后失败。在此期间，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全国各地的抗清斗争继续风起云涌，波澜更为壮阔，直到康熙中期才渐告平息。
本书主要角色的后话：
黄宗羲——浙东失守后，仍旧坚持继续抗清，直到清朝顺治十年（1653年）才基本停止活动，转向著书立说，对皇权专制制度进行系统批判，终于成为我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学问家。
冒襄——从海宁返回家乡如皋后，即息影田园，但仍多次被反清活动牵连，均侥幸得到解脱，最后以明朝遗民终其一生。
董小宛——随冒襄返回如皋后，继续过着穷困的生活，五年半后因劳累过度，死于疢疾（热病），年仅二十七岁。冒襄著有《影梅庵忆语》，深致伤悼。
钱谦益——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此老因深悔迎降失节，南归后即转而从事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奔走颇力，其间被两度牵连入狱，赖柳如是全力护持营救，终于得脱。年八十二始卒。
柳如是——积极辅助钱谦益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多所谋划。钱谦益死后，因侄孙钱曾嗾使族人迫债，谋夺家产，愤不受辱，悬梁自尽。死时四十六岁。
马士英——浙东兵败后，逃往福建，旋即遁入寺庙，削发为僧，被清军捕获杀死。
阮大铖——浙东兵败后，即投降于博洛麾下，跟随清军进攻福建，半途中风，死于仙霞岭。
洪承畴——继续总督江南军务至顺治五年（1648年），恳请卸任获准，返回北京。五年后，因全国各地抗清形势高涨，再度奉命南下，在平定两湖、两广及云、贵等地中劳绩卓著。顺治十八年（1661年）退职。死于康熙四年（1665年），清朝赐谥“文襄”。但到了乾隆年间，仍旧与钱谦益等人一道，被列入《贰臣传》。
1991年2月～1997年1月初稿
1997年3月改毕
2011年11月修订
跋
一
校改完最后一个字，对着即将送出的稿子，终于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长达十六个年头的一段创作旅程，总算有始有终地结束了。这十六年——从三十七岁到五十三岁，应该属于人的一生中精力最旺盛，也许还是创造力最强的一段岁月。在我而言，虽然不能说全部，但起码大部分都交付给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三部曲的创作了。在眼下这一刻，三月的和风不凉不热地吹拂到身上来，蒙上一层薄翳的淡淡阳光，在阳台外的绿树丛中弄影，我在电脑前坐下，准备写这篇《跋》的时候，首先涌上心来的是一种深切的庆幸——庆幸生逢一个太平的时世，使我在如此长跨度的岁月里，得以始终保有着一个虽有间歇，却基本上持续不断的创作环境，一种从容沉着的著述心态。而对于文艺创作，尤其是多卷本长篇创作来说，应当是十分必要的这种环境和心态，远的不说，起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间，恐怕还没有过。虽然未经一一细考，不过我总想，那样一种动荡时世，必定使得好些具备这种能力、才华和抱负的作者，因此无法施展，终至赍志以没，抱憾终天。
不知道是否由于我的小说竟不自量力地也试图跻身于多卷本之列，而打算再现的那一段历史，恰恰又是一段充满着动荡、战乱、苦难和死亡的可怕历史，因而此刻我的这种感慨就特别强烈一些？
二
我的小说所试图再现的那段历史，确实属于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天崩地解”的乱世。它正值明清两个朝代更迭的当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都空前地激化，再加上新旧观念的对立和激荡，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成一幅色彩斑斓、惊心动魄的图景。其中邪恶与正义、征服与反抗、卑鄙与崇高、腐朽与新生、绝望与追求、野心与情欲，把这一时期种种色色的人性，展现得极其充分，又异常彻底。应当说，这样一个时代，远不能只由一部作品来表现，也绝不是一部作品所能包容得了的。因此，我所选择的，也仅仅是其中一个横切面。即从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士”的阶层来楔入，试图通过他们在这一时期所走过的坎坷曲折的道路，从一个侧面记录历史的一些足印，揭示某种发展线索。我是这样考虑的：就17世纪中叶那一场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巨变而论，如果说，也曾产生过某种质的意义上的历史进步的话，那么恐怕既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入主中国，也不是功败垂成的农民起义，而是在“士”的这一阶层中，催生出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我国早期的民主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是一种划时代的飞跃，而且它对皇权专制制度的无情的、系统的批判，在被清朝统治者摧残、禁锢了二百多年之后，仍旧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最终破关而出，而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乃至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援。一部作品，如果打算去寻找和表现那些代表积极方面的、能够体现人类理想和社会进步的事物的话，那么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合适的选择。
三
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光决定了立意还仅仅是有了一个出发点，要形象地加以表现，还必须有情节和人物。《白门柳》三部曲长达一百三十万字，其实只写了三年间的事情——明朝覆亡前夕的崇祯十五年三月到当年的十二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之后，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及其崩溃的崇祯十七年四月到次年的五月；以及同年六月到次年的五月，南明鲁王政权在浙东建立到全线溃败。我之所以把时空跨度作如此的紧缩，固然是由于这三年当中，社会的变动极其急剧，对立的各方短兵相接，矛盾冲突异常尖锐激烈，十分符合艺术创作必须高度集中的要求；同时也因为与之相关的主要人物的性格、行为、思想和面目，在此期间也暴露得最为充分而彻底，不但可以追溯其来龙，而且能够预兆其去脉。就完成人物的塑造而言，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运作空间。
此外，小说写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虽然上百，这些人物在书中所占的位置轻重各不相同，但贯串全书始终的核心人物其实只是五位——钱谦益和柳如是、冒襄和董小宛，以及黄宗羲。五位人物当中，钱、冒、黄分别属于“士”这一阶层里三种不同的类型，各有其普遍的代表性；柳、董则分属“名妓”这一特殊社会群体中的两种性格、追求各异的女性。当然，作为这群人的对立面，小说还以相当篇幅写到权奸马士英、阮大铖，以及降清明臣洪承畴，他们应该也属于第一层次的重要的人物。
四
随着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什么是历史小说的话题也再度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难有定论的问题。由于不同的作者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同，特别是所持的哲学、历史观念各异，因此甚至连展开对话恐怕也有困难。当然，其实也不必着急，大可以继续各自实践，让读者和时间来进行验证。
不过，就我本人而言，却有自己所遵循的准则。在众多的“主义”和品类中，我更倾心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样式。也许这是因为我更愿意让自己的作品承当起传播历史的媒介作用，更希望让读者能够通过我的作品去多少了解人类前行的艰苦而壮丽的历程，去多少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之美。而要做到这一点，我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忠实地去再现历史，哪怕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主观愿望。为此，我在创作中，始终遵循严格的考证，大至主要的历史事件，小至人物性格言行，都力求书必有据。就连一些具体情节，也是在确实于史无稽，而艺术处理上又十分需要的情况下，才凭借虚构的手段。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带着镣铐的跳舞”未免过于自讨苦吃。但是我却觉得这正是弥补生活体验欠缺的最好办法。而且，只要善于挖掘和挪展，它较之向壁虚构更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当然，强调尽可能忠实地去再现历史，如果理解为仅仅是指的忠实地、形象地再现历史的事件和人物，我觉得，那还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作为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的文学作品，与以记录和解释进程为目的的教科书相比，与以普及历史知识为任务的通俗读物相比，应当具备大得多的容量，为读者提供远较事件（或人物）的运动过程丰富得多的东西。据我的理解，这些东西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当中，那些貌似琐细、却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表现形式。如果把一部成功之作比喻为一架春意盎然的繁花，那么人物塑造的部分自然属于主体——花朵，而基本的历史事件恐怕算是起支撑作用的架子。只有经过作者以独特的审美眼光和敏锐的思想触角加以筛选和探究过的社会生活诸形态，才是扶持着花朵使之仪态万方的绿叶繁枝。这是作者显示其思想素养和艺术创造力的又一重要方面，也是使作品显得内涵丰厚、婀娜多姿的有效手段。因此，我在创作中，不仅十分注意历史事件本身的表现，而且尤其注意事件以外的历史生活的表现；不仅致力研究历史事件档案中记载了的东西，同时也力图旁及历史事件档案中所“没有”记载的东西。尽可能把目光放得广一些，笔势放得开一些，举凡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括哲学、宗教、体育、建筑、习俗、礼仪、烹饪、科技、教育、法制、灾异等等，我都视为使作品的“枝叶”变得丰满繁茂的重要材料，并把他们充分调动起来为创作服务，当然，这绝不等于实行知识展览和材料拼凑。我的追求始终是：设法做到在上述平凡的社会生活诸形态中，发现具有美学价值的那种“不平凡”，也就是“道人人心中所有，写人人笔下所无”，并使之有机地糅合在艺术的总体描写之中。不过，追求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另一回事。这就只能留待读者去评判了。
五
小说创作，基本上是一种个体劳动。短篇如此，长篇也是如此。而长篇创作，特别是多卷本的创作，由于耗费时间的漫长和遭遇险阻的众多，尤其属于一种“孤独”的“长征”。在这个旅程中，来自各方面的支持、爱护和鼓励，对于作者来说，无疑是至为重要和十分宝贵的。时至今日，回过头去，我深深感到在以往十六年的漫长岁月中，如果没有许多前辈、上级和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或者为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创作条件，或者为编审书稿付出了心血，或者通过各方式使作者那经常陷于艰辛而疲惫的心灵受到抚慰和温暖，获得克服困难的力量，坚定前行的信心——那么这部小说是肯定无法得以最后完成的。值此机会，我谨向真诚地关怀过这部书的陈越平、林江、黄浩、于幼军；邢富沅、宋文郁、陈浩增、李硕儒、孙雁行、蔚江、骆军；黄秋耘、刘斯翰、饶芃子、蔡葵、黄树森、陈永正、高风、谷守女、陈国凯、徐俊西、李树政、林墉、林雨纯、林建法、陈志红、程文超、王晓吟、陈锦荣、张维、徐南铁以及其他未能一一具列的人士，表示由衷的谢意！
最后，我还要特别深切地感谢我的妻子叶红。是她在漫长的岁月中，作出了忘我的牺牲和奉献，我才得以在这个南国的美好春日里，终于如释重负地写下以上的话。
刘斯奋
1997年3月13日于广州梅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