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首要的是钱，没钱，即使是革命这样正当的事，也没戏。革命在前台唱戏，后台站着的是利益。〕

造反要花多少钱

干事就需要花钱，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但是，过去人们一向认为，做土匪打劫是没本的买卖，只是风险大点，一旦失手，小命就丢了。再往前走一步，造反似乎也不需要钱，拉起队伍来，抢政权就是。抢得到就一本万利，抢不到，大家没饭吃，一哄而散。所以，像陈胜吴广干的事儿，一般也被视为没本的买卖。

孙中山的革命党，虽然据说他们也挺羡慕洪秀全的，但却不能像洪秀全那样，先打出旗号，再攻城拔寨，掳掠资财。他们的起义，有点像做生意，先筹集了本钱，买枪械，花钱偷运回来，还要花钱收买参加人员，从帮会到新军甚至防营，连起义骨干的活动经费，从交通住宿到吃饭的钱，都得事先准备好。好些革命党人比如孙中山，原本就是职业革命家，自己就要靠信徒捐款养活，一会儿钱松，一会儿钱紧的。筹集一大笔造反经费，实在不容易。但凡党徒有产业的，多半保不住。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就因为支持弟弟革命破了家。而另一个革命富翁张静江，也因为屡次需索，累得在巴黎的产业，半死不活。据说，他跟孙中山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C或者E，他是穷于应付。不过，革命党最大的财源，还是南洋。毕竟，革命党拉捐款，只能靠海外华人，而华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东南亚，欧洲和美国要排在第二位。而同盟会中人，在海外资源最多，筹款能力最强的，还是孙中山。只有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最有人脉。需要提一句的是，当年的捐款，不尽出于海外华人的革命觉悟。好些捐款，实际上是华人对革命的一点赌博性投资。革命党人在拉捐助的时候，往往会许诺给捐款人一些革命成功后的官衔。当然，这些官衔，在革命成功后，绝大多数都没有可能兑现。

凡是涉及钱财，就难免有纠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因《民报》经费跟孙中山撕破脸皮大闹，背后实际上是部分来自东南和中部同盟会成员对孙中山长期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把资金过多地投向孙中山的家乡两广一带，明显是出于地域的偏心。但是，考虑到资金的来源，孙中山大概也只能这样选择，毕竟，南洋的华人华侨，多半来自两广。如果能在广东占一块地方，也便于争取海外的援助。在孙中山眼里，像武汉这种四战之地，尤其是不能考虑的。所以，同盟会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实际上处于部分的分裂状态。部分原光复会的成员，在东南地带自行其是，而来自中部的前华兴会成员，也自己做自己的。当然，他们就没法指望孙中山的筹款接济了。

1911年（辛亥年），革命党人策动了两次他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起义。一次是4月的广州起义，一次就是10月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是场没钱的革命，起义前，当地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什么招都想过试过了。最后弄到手的，还就是自己同志刘公借口捐官，从家里骗出来的五千元（原本是五千两银子，他的同志给他剩了一点），用这些钱从上海买了些手枪和子弹，在汉口租界设立了据点，买了好些旗帜，还刻了起义后的都督印。这些钱还剩多少，我不清楚，但真到了起义当口，由于据点暴露，手枪和旗帜、大印，甚至没花完的钱，都丢给了清军。唯一起了作用的，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少许子弹。这些子弹，在据点暴露前就偷偷带进了军营，由于新军子弹被控制，这点子弹最后在起义时，派了大用场。但是，起义者真正用来攻打总督府和其他据点的武器弹药，还都来自于楚望台军火库。可以说，即使刘公的五千元，也没有多少派了用场。基本上，武昌起义就是一场穷革命，没花钱的革命。可占了武汉之后，藩库里却有四千万元左右的银子。真合算。

然而，4月的广州起义，钱花得却非常多。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其中英属东印度（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捐了五万，荷属东印度（印尼）五万，暹罗（缅甸）和安南（越南）各三万，剩下的一万大概来自美国。买枪械差不多花了六七万，其余的用来招募人员，收买军队，再加上各项杂费开支，一共的花费，超过了预算四万，前后共计耗费了十七万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是新军一个军两个师一月的军饷了。广州起义，拉没有革命觉悟的军队，要收买。动员各地有革命觉悟的“选锋”，每个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装备，得花钱买，动员得越多，花费就越多，按人头拨款。后来看革命党人的账目，每人帐下多少人，发多少钱，什么用处，一清二楚。而在武昌起义中，士兵住的是军营，吃的是军粮，手里的家伙，是朝廷给的，只是不发子弹，需要从外面弄点。甚至连起义，最后都是自发的，领头人都没有一个，更不需要管领头人要钱。可是，我们知道，花了这么多钱（几乎耗尽了革命党的筹款能力）的广州起义，最后却一败涂地。好心人收了七十二具尸体，其实死的革命烈士，不止七十二位。钱，当然都打水漂了。

看来，造反能否成功，关键在形势，不在钱多钱少，形势比人强嘛。如果没有皇族内阁和朝廷收回路矿权的东风，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但是，至少，运动新军起义，要比孙中山等人一贯的输入型起义，花钱买人起义要高明些，算经济账，成本也低得多。自武昌起义之后，穷革命的模式开始复制，各地的起义，基本上都是没本的买卖，而且大多都获利甚丰。清朝新政其间各地攒了点银子，都留给革命党人花了。

革命钱紧

同盟会主要是由三大团体组成的，一是兴中会，一是华兴会，一是光复会。人员分别来源于珠江流域、长江中游的两湖和长江下游的江浙。同盟会总理是孙中山，在海外募款能力最强的也是他，这大概跟海外华侨多来自两广有关。同盟会成立后，五湖四海的人都有了，但同盟会发动反清起义的重点，依然集中在广东。时间一久，广东的起义钱花了不少，功效一点也无，原光复会和华兴会的人，就不大高兴了。书呆子章太炎跟孙中山闹翻，其他人如徐锡麟、秋瑾、蔡元培、陶成章也开始自行其事，在江浙策动起义。两湖一带的人虽然黄兴和宋教仁等还能忍，但性子急的湖北人则另起炉灶，成立了共进会，虽然给孙中山留了面子，依然遥奉他为总理，但已经很明显要分出去独立单干了。

单干的两湖革命党人，最大的问题，是缺钱。两湖革命党中，居正是跟孙中山跟的比较紧的。黄兴派他到武汉，运动新军，准备响应广州起义，但只给了八百元经费，而共进会系统，一个钱也不给。干革命需钱的大宗是购买军火，其次为试验炸弹，然后出版宣传品要钱，办报纸更要钱，联络会党，在新军里发展成员，都要钱。两湖的革命党人，比不了孙中山他们，有海外华侨做后盾，只要没有钱了，满世界多转两圈，总能弄几文。而他们只能在自己身上想办法，可惜，这些革命党人，革命有道，发财无门，生利的办法不多。办客栈开饭铺，生意倒是挺红火，但开了就赔，光招待自己人了。想卖文，武汉这个地方媒体不发达，常年开办的只有两家报纸，稿费甚低，每千字才五百文铜钱，一块大洋都不到，而且标点符号还不算，自己靠写稿糊口都难。还有人提议说，周边的山里有绿毛龟，挺值钱的，可以上山抓龟。但这些人不是山里人，哪里找得到这样名贵的乌龟。那时候，开报馆也算一个可以生财的路，革命党人有稍微有钱的，破家办了两份报纸，一个办着办着活不下去了，一个《大江报》倒是颇有声势，可是詹大悲一篇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太猛，立马给清政府封了门。湖南人焦达峰是个能干的家伙，正在没办法的时候，他的一个相识的同乡，弄了一些布到汉口来卖。焦达峰动三寸舌，将之说动入了伙，于是就靠卖布所得，维持革命。可惜，布总有卖完之一日，钱还是紧。

没办法，穷极无赖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开始发挥创意。有人说起，武穴附近三角山下，有座庙，传说庙里有个金子的佛像。大家很兴奋——把佛像偷出来卖了，不就解决问题了。于是，一干革命党人，居正、焦达峰、邓玉麟等人，立即出发，到了武穴，找到了那座庙，白天假作上香，打探明白，那庙里是有尊给了钱才肯露面的欢喜佛。看着和尚神神秘秘的，他们认定，肯定是尊金佛。于是，先花钱探明了放置地点，然后精心布置，带上家伙，晚上动手，几个大汉挖开了庙墙，偷出来佛像，抬着走了半夜，才发现原来佛像是铜的，卖不了几个钱。事发，四乡乡民皆知金佛被盗，激起民愤，到处追捕，众革命党只好丢了假金佛，赶紧逃命。

偷菩萨没弄到钱，只能在自己人身上挖潜力。正巧有位新加入的同志邹永成家里有钱，于是就让他出血。可是，邹家的财政大权，掌握在他婶子的手里，他要用钱，只能问婶子要。由于要得太多，太勤，他婶子已经拒绝付款，因为老太太的手边也没什么现钱了。邹永成告诉他的同志们，现在可以打主意的，只剩下老太太的首饰，估计连金带银有好几斤。要或者借，肯定没门，只能偷。焦达峰出主意，弄点麻醉剂，偷着给邹的婶子食物里下上，然后下手。邹永成照办，婶子果然呼呼大睡，可是，待到邹永成潜入婶子的卧室，将要下手的时候，他婶子却居然醒了，出现在他的身后，精神百倍地骂了邹永成一顿。邹只好跟前来接应的同志，灰头土脸地溜了出去。后来当了湖南都督的焦达峰还仰天长叹：莫非天不欲使我辈成事乎？为什么麻醉剂失灵？不知道。也许老太太知机得早，看出了名堂，根本就没吃。

正在湖北的革命党人闹穷闹到无可奈何之时，共进会的刘公从日本回国了。刘公的家族是襄阳巨富，比邹永成家还要有钱。有钱的刘大少，原本家里让他留学，就是图个出息，他也不像众多革命党人一样只是在日本混学，而是进了明治大学学经济。这回回来，虽然没有拿到学位，却谎称要进京参加留学生考试，拿个功名。当时，清廷举行留学生考试，分别给予举人、进士头衔。如果考不上，就顺便捐一个道台。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银子。他们家也真不含糊，真就给了五千两银子的银票。革命党人听说，人人眼睛都亮了。大家想了很多招儿，怎么劝刘公出血，连美人计都想了。给刘公介绍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革命党人，这女革命党，还真就看上了刘公了。其实不用这么费事，美人还没张口，刘公很爽快地把钱拿了出来。大家可怜他，没有全拿走，只兑了五千元大洋（五千两银子不止兑五千元）。有了这一大笔银票，武汉的革命党人，一下子就脱贫了。

这时候，已经到了1911年，这一年，注定要出大事。革命党人有了钱，派人到上海购买手枪，在汉口租界，租下密室，试制炸弹，连起义的大印和旗帜都准备好了。没想到，试制炸弹不慎，炸伤了自己，暴露了据点。这些人也真的没用，逃走的时候，钱不拿也罢，大印和旗帜不拿也罢，连花名册也不销毁或者带走。结果一干好汉被捉的被捉，逃走的逃走。眼见得一场起义就要流产，没想到，革命党人据点被暴露后，一个传说居然让一个必败之局翻盘，这个传说是，革命党的花名册落到了湖广总督瑞澂手里，这个满人总督打算按图索骥。于是，当天夜里，群龙无首的新军革命党人，加上接近过革命党人的新军士兵，一哄而起。武昌首义，就这样成功了。此前革命党人筹的钱，买的东西，除了少量的子弹外，一毫都没用上。

革命暴力催租税

秦汉以来，有政权，就有租税。租是给田主的，税是给政府的。革命前，江南地区由于城居田主比较多，因此很多田主把收租的事务委托给专业的“局”来做。专业人士催租，自然力度比田主大，有时候也会借助官府的力量来吓唬人，但是，真正动真家伙的时候，非常少。至于皇粮国税，地方官征收之际，对于那些抗税不交的“刁民”，也会派衙役把他们抓来，关在班房里“比较”（一种准暴力的催税办法，所谓三日为一比，五日为一较），但真正动武，也谈不上。除非碰上某个地区集体抗粮抗税，才会申请镇压。但是到了这个地步，等于民变了，镇压是由军队来干的，不过这种事，出现的几率并不高。

辛亥革命是城里人的事，一般的内地农村人对于革命基本上不明里就，稀里糊涂，当然也不关心，除非革命找到自己的头上，比如被拉了伕，给剪了辫子。但是，这么大的事，乡村即使是一潭死水，总会有点动静，尤其是那些比较发达富庶的地方，比如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难免被波及。

这些地方关于革命的传闻，大抵有两派。一派以为是帮会的勾当，反清复明，革命党打白旗，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革命把鞑子赶走，汉人坐天下，明朝又回来了。所以，有乡下的土乡绅，身穿明朝衣服出来迎接革命军。另一派要比前者认识提高了一点，他们看来，革命就是不要皇帝，不是明朝复兴。既然不要皇帝，皇帝没有了，皇粮国税也就不用交了。所以，信奉后一种说法的人，不仅皇粮国税不交了，连田主的租子也自动免了。

江浙地区，最早革命的是上海。上海沪军政府守着第一号大商埠，不愁没钱用。为了收买人心，挖清朝的墙角，四下贴告示，免除农民的租税。但是，前后脚功夫，浙江和江苏就都独立了。这两个地方虽也富裕，但架不住新政府扩军太快，一个师一个师地增加，加上外地的客军一个劲地涌进。那时候也不兴讲革命精神替代物质享受，每个军士都要发饷。原来藩库存的银子，很快就花光了。正好赶上秋季征收，租税该征还得征，不征，政府和军队吃什么。农民不肯交，聚众抗粮，只要当地田主有请，军政府立即就派兵征讨。昆山青浦一带的农民，本来就有心不交租税，又看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免租税的告示，抗租抗税，理直气壮。但是江苏军政府派来了几船的士兵，毫不犹豫地开枪镇压。人死了，租税自然也就征上来了。无锡、常熟、江阴等地也陆续发生抗粮抗租事件，次次都遭到暴力的镇压。昆山抗粮的领头人是个廪生，以为农民的行为充分有理，还送上门去跟官府力争，以为还是清朝，秀才不领刑责，但到了革命的衙门，却被抓起来枪毙。常熟王庄乡农民抗租，常熟军政府派兵下去，一口气打死乡民三十余人。大义桥领头抗租的地保，被抓到县上，省里来了委员，提讯人犯，略问数语，即推出一枪毙掉。当时，军政府明令，凡是抗粮抗租的农民，一律军法从事，不加审讯，即行枪决。有的地方，农民确实聚众有武装抵抗，比如无锡、常熟和江阴三边交界处的千人会抗租抗粮事件，出兵镇压，还有点借口。但多数所谓的抗租抗粮事件，无非是一点点的骚动，有的则是秀才的和平请愿，却也平白地死了好些人。这样的杀人，大规模的杀人，如果搁在清朝，太平时期是没有地方官敢这样干的，但是，革命政府，却做到了。

显然，我们前面讲到了，革命后的政府，由于军费开支迅速膨胀，大批的士兵招来了，如果不发饷，就会闹事，甚至兵变。事实上，这样的兵变不仅在南京频发，就是在苏州也发生了。为了遏制士兵闹事，必须保证军费。求助于商人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是总是这么干，在兵荒马乱之际，商家的业务也萎缩，不能回回应命。唯一的办法是从农民那里拿，如果农民不给，只有强力去夺。反正革命者的政权，自以为有比清朝更多的合法性，清政府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不仅江苏军政府这么干，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连沪军军政府，后来也开始暴力征粮。太仓的一位读书人曾经写到：“新朝气象百弊无，惟有租赋难蠲除。大府火急筹军需，哓哓抗诉胡为乎？多言尔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孪拘。小民畏法长叹吁，痛深不觉涕沾濡。”尽管小民痛楚不堪，但由于军需火急，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尽管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解民倒悬。但具有强固的英雄史观的革命党人，也的确对于底层民众的疾苦，并不十分在意。革命能否成功，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成功，可以给民众一个光明的未来。至于革命过程中对一般民众造成了什么损害，反而使民真的倒悬了，原本就是必要的牺牲。只要最后能换来一个新天地，一个他们眼中的天堂，民众暂时苦一点，也是无所谓的。革命党人在行刺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规避行人的动机，革命在进行中，怎么在乎民众苦不苦？革命本身的崇高，压倒了一切，使得他们多少有点肆无忌惮。只要革命能成功，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理解。

革命声中的税务司

革命声中，一个个政权易帜，无论换不换人，旗帜肯定是要换的。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打什么旗，并不统一，即便是革命当事人，有打铁血十八星旗的，有打青天白日旗的，在广东的汕头，还出现过红白蓝三色旗，更多的，是打白旗。后来打白旗代表着投降，但在当时，打白旗，就代表着汉人的光复。光复后的新政权，照例要接受所有的政府机关，一个不落。否则怎么叫夺权呢？但是，有一个机构，新政权却接收不了，这就是海关税务司。

税务司有钱，革命党缺钱。尽管各地都接收了清朝地方政府的不少银两，但革命后的新政府，一般都要拼命地扩军，越是革命党人当家的地方，扩军就越是厉害。世界上，最费钱的事业就是军队，所以，无论清政府留下多少家底，都是不够用的。如果能把一个有大批税金收入的机构控制起来，革命政府当然是乐不得的。所以，很多地方的新政府都尝试接收税务司，或者让税务司听命于他们。但是，税务司却一律不买账。江汉海关的税务司不仅拒绝了鄂军政府更换海关监督的要求（这个职务例由中国人担任，但没有什么权力），而且明确告诉黎元洪派来交涉的人，他不是中国政府的官员，而仅仅是总税务司的雇员。有的地方税务司甚至强调，他是英国公民，经英国政府批准，在总税务司任职，只接受总税务司的命令。云南起义后，都督蔡锷要求当地税务司听命，但税务司不肯，说只听总税务司的命令。蔡锷说总税务司是中国官吏，他可以下令，我也可以下令。税务司回答说，总税务司虽然是中国官吏，但委任他时是要经过英国政府同意的。甚至，各地税务司连革命党人更换旗帜的要求都不答应。长沙海关的卫兵，未经税务司的批准，自行把黄龙旗换成了白旗，但税务司看了很不高兴，马上下令撤下来，而且还派人向都督焦达峰抗议，焦达峰这个山上下来的都督，还只能道歉。各地光复城市的海关，没有一个挂革命党旗帜的，大多是什么旗都不挂，保持所谓的中立。惟有广州有一点点的妥协，广东的革命政府对海关说，如果他们的海关巡船不悬挂他们的旗帜，就不保障他们的安全。光复后的广东，各路乱七八糟像土匪似的民军太多，把洋人也吓着了，于是，广州海关的巡船，勉强挂了白旗。长沙税务司，还拒绝了新政府要求把税款暂时存在中国银行的要求，哪怕新政府允诺决不动用也不行，谈了半天，最后还是按惯例，汇到汇丰银行汉口支行。革命后的镇江军政府，派了一个新的海关监督来，被拒掉，向来由海关税款摊拨的当地政府衙门经费，税务司也拒绝拨付。在这个坚持“中立”过程中，各地税务司却跟外国领事，尤其英国领事馆保持密切的联系，显然，这种中立是得到列强支持的。

只是，这个“中立”机构的华人雇员，可不像他们的上司那样中立，武昌起义一爆发，就有好些海关的佣人和苦力去投了军。上海的海关低级华人雇员干得更猛，革命后，接连发生了好几起海关仓库里的军火被盗事件，不是小偷小摸，而是成批的军火被成批地运走。连总税务司都知道，如果没有“内贼”的海关里华人职员的配合，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所以连忙要上海税务司训诫华人雇员，要么辞职，要么停止破坏“中立”。可是，已经晚了，库里的军火，一点不剩，都已经都装备了革命军。

但是，中立的税务司，却对能否保证用关税和盐税支付庚子赔款，以及保证一部分由厘金摊付的中国政府借款的保障问题，十分关切。毕竟，革命一起，仗打起来，对于关税也有影响，而且厘金的征收，一直总税务司就没有控制得了，革命之后就更不好说了。在各地税务司的“严正”交涉下，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兼盐务总监张謇只好下令，各地绝对不能擅自动用税款，以免影响赔款和洋债的支付。

清政府的总税务司，是个比较独特的政府机构。从起源上讲，这个机构跟总理衙门一样，是清政府被迫成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在西方列强面前，放弃固有的朝贡体系，成立涉外机构。这个机构，在外国人看，是外交部，但在清朝自己看，则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光是双关语上的自尊自大，实际上也是把所有涉及西洋的所有事务都管了。所以，涉及洋商来华贸易的海关事务，当然也得管。虽然清朝过去也有海关，但基本集中于广州一地，具体事务也是由行商代管的，新型的海关事务，没有人明白，加之总税务司成立时，清政府的鸵鸟思想依旧还是主导，连成立总理衙门都是临时应付，更何况总税务司。结果，这个临时机构中的临时机构，就大方地交给外国人办了。

当然，办起来之后，人们发现，当初的临时机构，不仅没有取消的可能，而且越办越大，总税务司也越办越红火，原来微不足道的关税，逐渐增加，也成为了朝廷的第三大收入。总税务司，最终变成了承包给外国人的一个政府机构。由于体制的缘故，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挂在“外交机构”下面，而且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税务司赫德，又长期跟清政府关系密切，包括跟政府要员个人关系密切。所以，半是因为体制的原因，半是因为承包者个人的原因，总税务司跟总理衙门难分彼此，跟各国公使过从甚密，频繁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和过程。在中国政府在欧洲各国设置使馆的时候，总税务司甚至通过派自己的人进去做翻译，掌握中外交涉的第一手资料，干的像是间谍的活计。反过来，总税务司的事务，却决不允许中国政府插手。各地分税务司，则跟各地的外国领事，尤其是英国领事来往多多。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洋商在到达中国之时，必须告知本国的领事，所以，海关收税也必须跟领事打交道。作为洋人的税务司，出于个人的偏好，也喜欢跟领事保持密切的往来。

不管在李泰国还是赫德甚至清末的安格联时代，总税务司都是一个独立的封闭体系。不仅制度和规矩是外国的，连人员也是外国的，中国人顶多能做最底层的职员，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各地税务司，跟外国领事往来密切，却从来不买地方政府的账。由于这么大一笔收入地方政府不能染指，而且随着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努力深化，税务司的手，逐渐借厘金的抵押问题，伸到向由地方管理的厘金领域，所以，清政府的地方大员，几乎都对税务司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和不满。但是，他们对于这种得到中央政府和列强双重加持的机构，却也只能徒呼奈何。这样的机构，你说它是中国政府的吧，它却对保障列强在华的利益更有兴趣，尽管这个兴趣，大体上能限制在它业务范围之内。你说它是列强代理人吧，它又的确在为中国政府工作，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如果不是归它管理的话，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有如此大项的收益。

其实，无论这个机构有多么的独特，但在制度上，它就是中国的一个海关总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没有理由中立，也没有资格中立。其中的洋员，其实也没有资格宣称自己不是中国政府的雇员，因为资格最久的总税务司赫德，曾经多次强调，总税务司的洋人雇员，就是中国政府雇员。从法律上，毫无疑问，这个机构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所有雇员都得听命于政府，政府如果换了，就得听新政府的。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面对一个充斥了洋人，而且跟当地外国领事保持密切联系的机构，无论如何都硬不起来。不碰洋人，是革命的一个雷区。你说他们软弱也罢，革命不彻底也罢，反正那个时候，所有革命党人，都生怕被列强视为义和团，好像一旦被人这样看了，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没了。正是由于革命党人尊重或者说畏惧这个精神上的雷区，保障了税务司的独特性。

股票建起革命军

孙中山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这话有几分道理，保路虽然未必能保出革命来，但保路本身引发的不满情绪，的确助了革命一臂之力。革命爆发，四川的保路运动，直接转化为四川各地的暴动，导致四川的光复。而这个运动所要保的四川铁路公司，反倒被人全然忘却，在宜昌一带修铁路的工人都失了业。不过，被人忘却的四川铁路公司，其实在革命中还是有点作为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川人不仅组建了一支北伐军，而且这支军队回到了四川，成为革命党人在四川最主要的武力，在后来四川第一波军阀混战中，有上佳的表现。

这件事，得从四川老牌的革命党人熊克武说起。熊克武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到日本留学，原本打算学军事，但进不了正经军校，只好在民办的准军校东斌学校混了一阵，这个日本浪人办给中国人的学校，据说是革命党的摇篮。熊克武在里面学会了打枪，也私下学会了制造炸弹，很早就从日本回国，做专门的革命党。在四川多次策动起义都没有结果，辛亥年春，作为四川的选锋，参加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逃到陕西潜伏起来。武昌军兴，他和一些川籍的革命党人陆续来到上海，准备组织一支四川人的军队，参加北伐。协助他的，就是后来刺杀良弼的彭家珍（后来他离开了部队，北上干大事去了）。组织一支军队，第一位的要务是钱。四川铁路公司当初不肯被朝廷接收，很大一个原因是公司放在上海购买器械和材料的钱，大部分在炒股中被黑掉了，成了一笔烂账。但是，骆驼倒了还有架，由于保路运动，没有被收归国有的四川铁路公司，并非一分钱没有，还残存大约一百七十余万两的兰格志股票。兰格志是一家英国公司，主营橡胶和石油，这个公司的股票，在1910年中国橡胶股票风潮中，是特别受追捧的一支，此时，这支股票已经跌到当年的一半以上，但仍然属于有信誉的国际有价证劵。如果能把这些股票弄出来，一样可以作为抵押，买到武器。

当时的这些股票，由四川铁路公司在沪的四川商董童子钧和贾应权两人保管。于是，在沪的革命党人，就通过各种关系，极力向两人游说。但是两人以款项太大，责任太重，迟迟不肯答应。在这时候，同为川人的黄祯祥在武昌起义中为黎元洪的卫队长，在武昌保卫战中受伤，来到上海疗伤，伤好之后，也起了另组军队的野心，当然，打的也是这些股票的主意。黄祯祥刚从战场上下来，比较生猛，直接带了十几个人，带着枪，把童子钧绑走，关押在一间房子里，逼其就范。熊克武闻讯，这个加入了袍哥的革命党，觉得这样很不像话，于是找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带了一个排的人马，把关在黑屋子里的童子钧解救出来。由于熊的仗义救人，童子钧和贾应权两人十分感激，一激动，居然爽快地将他们保存的股票，悉数交了出来。熊克武他们用其中的一部分，经江苏都督程德全做保，向日本洋行购买了两千支俄式步枪（大概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子弹两百万发，机枪十二挺，山炮六门，山炮和机枪，都是新式的。按当时的水准，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一个混成旅的军队了。据说，这笔款子，到了后来成都、重庆两个军政府合并，由蜀军政府的存留款里拨出来二十多万，归还了四川铁路公司。不过，对此我存疑。

有枪有钱，不愁招不到人。钱是四川的，枪是四川的钱买的，人也得找四川人。他们在宜昌到万县一线的川汉铁路的修建者中招募了三个营，这些人正在停工失业中，无不乐于从命，对这些工人稍加训练，组成蜀军北伐军。就这样，不仅钱是四川铁路公司的，人也是。南北议和，民国告成，熊克武带着这三个营，沿长江西上回川。路过武汉，又从汉阳兵工厂购买了一批步枪和子弹。在宜昌又劫下铁路公司用来修路的炸药数吨，用来制造了一批炸弹，成立炸弹队（熊克武自己当年就学过制造炸弹）。部队抵达万县，小试牛刀，解决了当地驻扎的一千多巡防营。由于枪多人少，部队陆续扩张，到了重庆之后，又接收蜀军军政府的一部分部队和枪械，队伍扩为一个师，编号蜀军第五师。然而，这个师的人员，比别的部队两个师都多，军官中，以青年学生为主，有朝气，有理想。后来被称为蜀军战神的刘伯承，也在这支队伍里做军官。更扎眼的是，这支军队装备在蜀中最为精良。四川地处偏僻，运点武器进来不容易，好多由保路同志军改编的部队，还是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但是，第五师却一色儿进口装备。不用说，这是托了四川铁路公司的福。

在二次革命中，这支跟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军队，草草发难，但并没有真的开打，熊克武就流亡日本，部队虽然被取消了番号，却在四川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得以保全，但是也只能过着后娘养的日子，粮饷不继地苟延残喘。但是由于这支军队武器精良，代表袁世凯统治四川的督军胡景伊，始终也不敢下手剿灭之。袁世凯称帝后，机会来了，云南护国军入川，熊克武溜回四川起兵讨袁，迅速崛起，在袁世凯死后的四川第一波混战中，利用入川的滇军做后援，熊克武占了先机，然后再甩掉想要倒他的滇军，脱颖而出。他的部队能打，武器又好，一度居然成为四川的统治者，部队一度扩张为五个师加两个旅。但是，四川这个地方，派系纷纭，树一大就招风。不仅其他系统的川军对熊克武不满，就是国民党系统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在督军椅子上没有坐热的熊克武，不久就在众军围攻和众叛亲离中下野。当年锐气正盛的蜀军，也四分五裂，乱七八糟、分分合合地投入一波又一波的混战当中，人都变了军阀或者军阀的炮灰。那批用四川铁路公司的钱买的洋枪洋炮，原本是要用来革命的，最后却在四川人的自相残杀中，一次次派了用场。

尾幕

五光十色说民国

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十六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大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烂大街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和名人丑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蜚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和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南统和北统，都是武力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可惜，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的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校长就是后勤总长，即便如此，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那时节，市面上的流行歌曲，就是京剧唱段，贩夫走卒，也会哼上两段。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行独立，跟人不一样，有时特行得崇高，有时特行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那也是一个民主特别受到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

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对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意味。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即后来的军国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骨子里都是进化论。进化论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

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的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表示人们为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这样的说法，被蒋介石继承，发扬光大，当然，这样光大，也就没了自由。

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国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来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

毛泽东有文章曰《反对自由主义》，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文章，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文革”中，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后记

我怎么想起写辛亥来

我怎么想起写辛亥革命来了呢？不是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特意写一本书参加庆典凑凑热闹。其实，我对于历史庆典，一向很麻木，别人不提醒，一般不会想起，即使想起来，也未必会为此写点什么。活了五十多岁，自以为还不是个喜欢凑热闹的人。上本书写五四，所有知道的人，特别是出版界的朋友，特别希望我在2009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时候拿出来，可是我就是拿不出来。可是，怎么这回偏偏会赶上点儿，好像特意为庆典献礼似的呢？

这个事，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贺圣隧。其实我跟贺社长不认识，也没打过交道，但是，写辛亥的建议，却是他提出来的。大约一年多以前，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说他是复旦出版社的老贺，一向喜欢看我的东西，虽然没见过我，但我的一些在上海的朋友，他都很熟，他建议我像以往写随笔一样，写一下辛亥革命，他说他此前看过我一篇以辛亥为题材的随笔，印象深刻。我听了，似有所动，答应考虑一下。

跟五四不一样，我此前碰过辛亥革命这个题材，写过论文，也写过随笔，近来对民国史兴趣陡长，乱七八糟，写了不少东西。写辛亥，我是有兴趣的。虽然我写什么一般不听人劝，一向自己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信马由缰。任何人想要出高价让我写他想要写的东西，基本都没有门。但是，贺社长的这个提议，多少有点让我动心。在写五四的时候，原本是打算写成一部散文体的学术著作，野心过大，结果写的时候，由于不断需要加入注释，行文的文气总是断，写出来的效果，跟我所期待的，相距甚远。趁此心愿未了之际，再做一番尝试，一方面像做学术那样看材料，想题目，但写的时候则取消注释，随着自己的性子下笔。

就这样，军阀与五四这部书刚刚杀青，我就转身进入辛亥革命的写作。其实也不是写辛亥革命，就是看看材料，找点自己感兴趣的，别人不怎么注意的东西，借题发挥一番。一年多以来，几乎一有空闲，我就埋头看材料，家里床上地下全铺满了书和复印的资料。材料的确看了不少，成百万成百万字地在手里过，有时候看上几天，一个字也写不出。但这本身就挺好玩，看的时候，不知不觉，原来在老照片看到的人，就浮现在你的眼前，所有的人和事儿，都跳出来，在眼前晃来晃去，这种感觉，无论你写与不写，都是一种享受。别的学者是不是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学术当命，当为人类承担的使命，我不知道，但我自己，做学术也好，写随笔也罢，就是为了好玩，只要不好玩，我肯定不干。只是一旦玩起来，就认真地玩，玩得着迷，尽可能玩出名堂。我迷过围棋，迷过京剧，本质上，跟迷学术，迷历史书写，没什么两样。

当然，这本小书真的杀青之后，自己的感觉依旧不怎么样。文字还是不够潇洒，好些意思，表达得又过于直白。写作对于我这样永远都无法自了的汉子，大概永远都是一种遗憾，眼高手低是一种治不了的病。与众多跟我同病的人稍有不同的是，我总是会上手写，断然不会仅仅对别人品头论足，而不把自己的货色拿出来让别人来品评。比较遗憾的是，写的时候，兴许还有点兴奋，但写完了，每次都不忍卒读。从小学黑板报起，我的写字生涯已经快五十年了，到今天也没有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真是种莫名的悲哀。不过，我还不死心，相信下一部，一定会好一点。

必须说明的是，这本小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它只是一本历史杂说（就跟不伦不类的我一样，货色也不伦不类）。虽然里面故事也好，人物也好，言语也好，个个都有出处，但它不是学术著述。虽然不是学术，却表达了我的一点关于辛亥的一种观察，由观察生出的杂感，由杂感汇成的集子。希望它的问世，能对人们认识辛亥革命，提供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一个野路子野狐禅的视角。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教科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尽管自己不满意，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作品必须进市场，接受读者的检验。虽然没有能提供更好的产品，但毕竟我尽力了。感谢贺圣隧先生，谢谢他的建议。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刘瑞琳总编，感谢她总是盯我盯得那么紧，让我无法偷懒。也要感谢责任编辑曹凌志以及众多为本书出力的编辑们。是他们的辛劳，才让这本小书像点样子。

文献

主要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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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至八册。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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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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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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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

部分的上海文史资料，湖北文史资料，湖南文史资料和山西文史资料。

附录

理解晚清民国的二十个关键词